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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音乐会是几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最高成就，不仅因为音乐会催生出无数伟大的音乐作品，更在于其本身——作为一种审美仪式的意义。音乐厅代替了教堂和庙会，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承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成熟的社区都将音乐厅作为标配和“首善之所”来建设，说明人们对此已经是集体自觉。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去参加音乐会呢？这个问题既好回答又不好回答，就类似于为什么人们希望幸福生活一样。就是喜欢啊，欣赏音乐是美好的，寻找、享受美是人的本能，而音乐会提供了这种可能。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回答吧。而要找到理据，逻辑严密地郑重回答这个问题，却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不过，这个回答的必要性不强，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常常被对新年音乐会不甚了解的朋友提起：新年音乐会听的是什么？鉴于新年音乐有着多种功能承载的特殊性，有必要议一番。
音乐会是严肃的娱乐，曾经作为“阳春白雪”的小众文化存在。但好的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城市的工业文明发达之后，音乐会是实现市民审美理想的“最大公约数”。甚至可以说，音乐会是文明社会中健康文化生态的基本保证。当然，新年音乐会是音乐会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不免有些文化属性上的特殊性。其实要说特殊，也不能过于夸张，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是可以与一般音乐会无异的。只是因为在除夕和新年档期主办，时间因素决定其庆祝新年、普天同庆的功能。
老约翰·斯特劳斯
至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则是音乐会中特殊的特殊，是一百多年以来（如果从1847年末老约翰·斯特劳斯指挥的那场郊外音乐会算起）奥地利人一直刻意培育的文化奇葩。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电视台几十年的坚持渲染下，新年音乐会竟也成为新时期的一道文化风景，与同期诞生的春节联欢晚会相映成趣。
1986年，中央电视台获得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电视播出权，并在1987年春天录播了由指挥大师卡拉扬执棒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随之，仿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渐成风气，在逐渐富裕起来的大中城市也都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原来自己没有条件的地方（主要是小城市和企业机构）以购买的方式过一把瘾，如今连县区和学校也纷纷支起自己的乐队热闹了起来。多了，自然就会变得多姿多彩而又鱼龙混杂，不免惹来微词。不过，新年音乐会虽则不能代表近年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但是其普及古典音乐的积极意义不容忽略。
新年音乐会到底听什么？既是辞旧迎新，自然是应该高高兴兴，东西方都一样，文化形式有异，精神实质是一样的。过年，在农业时代就代表着很高的文明。平安、吉利、喜庆，跨越，需要一个仪式感强的集体方式，内容一般是被淡化的，气氛的营造和吉祥的寓意至为重要。用什么内容才能体现这种仪式文化？换句话说，新年音乐会我们能听到什么呢？观之世界目前两巨头（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似乎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2021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的是自己引以为豪的施特劳斯家族作品，既有其历史的原因（也许其历史中尚存在一些迷雾和情结有待解开、揭开），也是国家文化品牌营造的有意为之。优美的圆舞曲和活泼喜悦的气质，自然契合上述言及的新年气氛和仪式要求。维也纳爱乐的高水平演奏，以及养眼绮丽的风光、翩翩起舞的俊男美女，也不乏贵气。
2021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的芭蕾片段
因此，即使是年年“拉德茨基”又何妨，要的就是这种固定模式的亲切感。再玩一下神秘的指挥遴选和新曲选择等话题，每年岁末人们翘首期盼也就不足怪了。对于某些乐迷，“听指挥”也是一个噱头。这一套路大小新年音乐会常玩，耳熟能详的曲目一定是音乐会的曲目主体，指挥和演奏家的明星效应是核心，新作品推荐一般是不适宜的。
2021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
回看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的品牌早被维也纳爱乐“注册”，抢了先机，当然不能像维也纳爱乐那样年年重复曲目，而是需要另辟蹊径。德国人是比较认真的，轴得很，新年音乐会其实就是精品音乐会的打造。虽然有着非常开阔的曲目选择，不过为了契合新年气氛，也颇费思量。他们的指挥不玩神秘，一般由音乐总监执棒，却在主题内容和特色上做文章，并不随意。像今年的佩特连科就综合了各种风格各种演奏形式的曲目，将吉他请进爱乐大厅相信是人们意料之外的安排。
华金·罗德里戈演奏为吉他与乐队而作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
就个人的审美意趣而言，笔者更喜欢柏林爱乐，获得惊喜的概率大得多。两巨头之外的新年音乐会，多数倾向于柏林爱乐的模式，因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是世界的惟一。
环顾2020岁末疫情年反复中的中国各地新年音乐会，似乎比欧美日韩更为形式多样，灵活性强。近年还有花样层出的创新，有自娱自乐的，有打明星牌的，也有商业考量的，不一而足。譬如线上线下结合的，利用新的传播技术满足更多朋友的参与感，从商业出发的话可以圈尽可能多的朋友。这时听什么很重要，是需要多种因素的考量。而将新年音乐会与酒会联谊，挖掘这种文化的深度与宽度，凸显的是音乐社交，听什么就是其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