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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德国公侯借势新教和旧教间的分歧，挑起战争，以此争夺权力。30年后，战争结束，德国人口减去三分之一，农业、工业、商业、政治、文化，一蹶不振，一切都笼罩在战争遗留的创伤中，黑暗且闭塞。
1685年，巴赫出生，此时距战争结束仅仅7年，一切都还未平复，欧洲大地依然充斥着分裂、冲突。而当我们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一切人类文明的延续，都需要借助政权的重视与青睐，需要社会的繁荣和稳定，除此之外，便是巧合与偶然。
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位，并最终建立了由15个德意志国家组成的联盟。于此，新的时代来临，一切都将恢复生机，而此时的巴赫已经年迈，在腓特烈二世继位10年后，他于1750年死于德国小镇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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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巴赫错过了令其名垂千史的最好时机，尽管他将巴洛克音乐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相对于后世的音乐家而言，巴赫的一生则过得沉默，充满坎坷。他不仅历经过牢狱之灾，且9岁丧母，10岁丧父，35岁丧妻，一生育有20位后代，其中有11个夭折。在他18岁时，曾因其不符合宗教思想的音乐技巧，而备受指责，于是他离开教堂，徒步三百公里去丹麦求学，当他归来时，又被人在逼迫之下与人比武，受尽侮辱。
当我们回望巴赫的一生，我们很难感觉到命运对他的眷顾。他的一生并不传奇，且生不逢时，充满悲剧色彩。以至于在他死后的100年内都无人问津。
而有时，巧合降临，偶然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传，在巴赫去世的100年后，门德尔松同妻子去肉铺买肉，在那张包肉的包装纸上，印着巴赫《马太受难曲》的乐谱，门德尔松惊叹于此曲作者的才华，回到肉铺买下了所有印有乐谱的包装纸，并随后指挥其乐团，公开演奏此曲。于此，“巴赫”的名字才得以流传。
当然，对于这段门德尔松故事的虚虚实实，我们无从知晓，因它太过于戏剧化，所以的确值得令人怀疑。而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在美国学者/作家/历史地理学家房龙所著《音乐的历史》（Music Story）一书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1821年发生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一是拿破仑凄苦地死在了偏远的圣赫勒拿岛峭壁上。二是年轻的门德尔松从柏林皇家图书馆的一大堆旧卷宗里，发现了难得的《马太受难曲》。”
在这段描述里，门德尔松同巴赫的渊源显得更为令人信服，而更重要的，是巴赫的名字和拿破仑的名字得以相提并论。于此，音乐家和征服者，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空里，共同闪耀。
门德尔松上演《马太受难曲》这一事件，是如今的我们得以知晓巴赫的重要原因。这一事件之后，巴赫开始名扬四海，无数音乐界的佼佼者对巴赫赞不绝口。1850年，在各路音乐家的共同协作下，“巴赫协会”得以创建，其目的在于搜集巴赫的遗留作品。1904年，协会开始每年出版《巴赫年鉴》，收录各类对于巴赫作品的评论。1954年，《巴赫全集》开始出版。而因巴赫的作品年代久远，信息不全，所以直到今天，对于其作品的搜集工作也依然在持续进行。
巴赫作品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后的音乐历史。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等人都从中受益匪浅，其每一位音乐家都从巴赫的作品中学习到高超的复调作曲技术，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也依然是音乐学院为教授复调技术而所使用的重要教材。不仅如此，他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了现代摇滚音乐中。
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披头士的《Blackbird》，根据保罗·麦卡特尼所称，此曲中吉他的编曲灵感，来源于巴赫所作BWV996一曲。
对于巴赫，许多人称其为“理性与感性”兼备。
而所谓“理性”，则意指关于音程、和声、结构等绝对“音乐语境”下的一切。很多时候，这种理性的部分，光凭耳朵上的听觉是难以分辨的，他不仅要求音乐家本人在音乐技术上具有一定造诣，同时也需要听者具备一定的音乐知识。而作为一位以复调音乐著称的音乐家，巴赫的音乐技术，可谓常人难以企及。
所谓“复调”，意指音乐中的多条旋律在行进的同时，能够在纵向上达到统一，在横向上却又达到独立。这同我们所认知的“主调”音乐完全不同，因“主调”音乐通常只有一条相对明显的“主旋律”，其余的声部则为“衬托”。而这种衬托在复调音乐中是不存在的，因其每一条旋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谈论复调时，许多人都会用《两只老虎》来举例，的确，这首儿歌是阐述复调概念时最直观的范例之一。
《两只老虎》的旋律很简单（以简谱阐述），其前两个小节为：1 2 3 1；1 2 3 1；3 4 5；3 4 5。而当第一个声部在演奏出1 2 3 1；1 2 3 1之后，第二声部随后以低八度的方式加入，并演奏同样的旋律1 2 3 1；1 2 3 1。
而此时，第一声部的旋律为3 4 5；3 4 5，如此一来，两条相同的旋律在“纵向”上有了音程关系，构成了更为复杂的“织体”。而同时，在第二个声部演奏一小节之后，第三个声部也以低八度的方式加入，并演奏1 2 3 1；1 2 3 1。于此，《两只老虎》前两个小节的复调版本为：
此种复调的作曲技巧被称为“卡农”，即声部和声部间不断形成模仿、追逐的关系，非常有趣，好比一个人拥有许多个分身，每一个分身都在追逐过去的自己，不断和自己重叠，在时空上创造新的关系。
而“卡农”也有不同的类型，在声部和声部相互追逐、模仿的过程中，有的模仿会以五度的方式进行，有的模仿会以倒影、逆行的方式进行，也有的会以倍数的方式缩减或扩大原旋律的时值方式而进行。而在《两只老虎》中，声部对于声部的模仿仅仅只是以低八度的方式呈现，也因此被称为“严格模仿”。
而巴赫则是这一切的佼佼者，他的许多复调作品，并不仅仅停留在相互追逐、模仿的“表面”层次中。在其作品《音乐的奉献》里，有一段被人称之为“螃蟹卡农”的片段。其令人惊叹之处，在于这个片段无论以正向或逆向的方式演奏，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谱中，第一个小节上方声部的音为C、Eb，第二声部为C、Eb、G、C。而在最后一个小节中，上方声部的音为C、G、Eb、C，下方声部的音为Eb、C。显而易见，最后一个小节实则为第一小节的“镜像”，也因此，此曲无论正向演奏和逆向演奏都是一样的。
所谓“卡农”，实际上是“自己”和“自己”间的互动，它永远都陷入一个“自指”的循环，而巴赫的这个片段，则将这种“自指”写得淋漓尽致，可以无休止地，如同永动机那般演奏下去。这就好比“本句子是假的”的说法，当我们认为“本句子是假的”，那它就是“真”的，可是它又说它是“假”的。如此一来，永远“自指”，无穷无尽。
巴赫的《螃蟹卡农》，被美国作家侯世达引用进《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一书中，此书以音乐家巴赫、版画家埃舍尔、数学家哥德尔之间的同构、映射关系，讨论了包含音乐、绘画、数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禅宗、意识等横跨多个领域的话题。
更有趣的是，候世达以巴赫的音乐结构为对照，用同样的结构撰写出多个小故事。并以“三部创意曲”、“二部创意曲”、“无伴奏阿基里斯奏鸣曲”、“和声小迷宫”等名称为其小故事进行命名。
在书中，候世达以极为简洁的方式阐述了《螃蟹卡农》：
… T T T T T T T T T C G A A A A A A A A A…
… A A A A A A A A A G C T T T T T T T T T …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音乐结构仅靠“听觉”几乎是无法分辨的。于常人而言，甚至是于部分极富音乐天赋的人而言，要在脑海中将一首音乐作品倒过来放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而写下这样作品的巴赫，在其作曲过程中，必须做到环环相扣、一丝不苟，仅凭这个小片段，就足以说明巴赫在对位法上的高超技巧，精致、简洁，没有丝毫的漏洞，令人无比称赞。而侯世达在其书中引用巴赫的做法，也颇有“万物同归”之含义。换句话说，巴赫的音乐，不仅仅停留在“耳朵”里，还包含于强大的“理性”、“视觉”中。
而这一切，都是在巴赫死去一百年之后才被人所发掘。在他青年任职于教堂的风琴师时期，因他在音乐上的野心，非凡的演奏技艺，以及对于音乐异于常人的理解，他经常会在演奏教会音乐里加入许多的装饰音、过渡音，尽管这丰富了音乐的织体，却被教会当作对于“神”的不敬，从而备受指责。
巴赫的一生，共写下800余部作品，而随着人们对于其作品的搜集，这个数字依然在增加。当我们回望音乐的历史，巴赫的许多作品都显露其里程碑式的意义。
1720年，巴赫35岁，当时的他任职于宫廷。在随公爵出游归来后，他发现他的妻子已在三个星期前去世。次年，他同一位名叫安娜的歌唱家结婚。正是在他的第二次婚姻期间，巴赫写下《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其中包含了48首前奏曲与赋格，（赋格：复调的一种，比“卡农”更为自由，却也更为复杂，是复调音乐中最“高级”的形式。）用到了“十二平均律”中所有的大小调，可谓前无古人，而后人也难以模仿。在巴赫之前，还没有人使用过如此“完整”的调性观念。
这部作品中最著名的，是BWV846，即《C大调前奏曲》，此曲写得极其优美、工整，可谓是世界上被演奏得最多的曲子之一，以至于他听起来像极了当今的流行音乐。这么看来，要么它体现了巴赫的“超前”，要么体现了后人对于巴赫的“继承”。而实际上，这些作品有着明确的教学目的，其初衷，是因为其妻子安娜有心想学习键盘演奏，巴赫因此为其编撰教材而得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本《古钢琴曲集》，皆是巴赫为其爱人所作。
学习过音乐的人都知道，《C大调前奏曲》中，巴赫表现出其对于音和音之间“倾向性”的高超理解，对于音乐中的“动力”把握得极好。以和声学来看待，其前几个小节分别为：I级原位和弦、IIm级七和弦第三转位、V级七和弦第二转位、I级原位和弦。其功能进行为：T（主）－SD（下属）－D（属）－T（主）。此类进行，在后世的古典音乐时代，现今的流行音乐时代，都成为最“主流”的功能进行方式之一。
而与《C大调前奏曲》和声功能上类似的，在巴赫的作品中还有许多，例如其《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前奏曲BWV1007，尽管其前几个小节一直以“持续低音”的方式将主音作为低音，但其上方的变化依然遵循了T（主）－SD（下属）－D（属）－T（主）的进行方式，它和《C大调前奏曲》的区别在于C大调和D大调的不同。
因此，若我们将二者都置于C调，并在左右双声道共同播放，则会发现这二者间的“和谐”。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仅为示范其功能性的一致，但当我们将二者同时演奏时，实则已经无意间偏向于“对位法”概念。而若以“对位法”的概念来看待，这种做法还需斟酌。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首作品都非常好听，满足了听众对于“悦耳”的直接需求，其中所充斥着的大三和弦琶音，尤为甜美。于此，我们可以发挥创造力，将其“流行化”，也算是对于巴赫的一种“继承”，增添其趣味性。
譬如其BWV1007一曲，本就以大提琴写就，而大提琴的声音浑厚、温暖，不如就将其用电贝斯进行演奏，再稍稍进行律动上的修改，配以电鼓，以作Groove，并在间隙出以电钢琴添加一些旋律。
再或者，我们将电钢琴旋律删去，以《国际歌》的旋律代之，而为了配合其律动，我们也可将《国际歌》旋律稍作修改。
显而易见的是，将《国际歌》的旋律置于巴赫的BWV1007所作的Bass Line当中，没有任何不和谐之感。因这二者在和声功能上是一致的。
实际上，有许多当今的音乐人都会以巴洛克时期的作品为动机，并以此写就流行作品。但并非所有的巴洛克时期作品都“适用于”现代方式，而巴赫的作品，却有许多都能直接被搬进现代的“流行音乐”中。无论其以“理性”的方式在乐谱中所暗藏的玄机，或是以“感性”的方式在音乐中所表达的美感，在当代也极具价值。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改编、分析、引用，而哪怕只是纯粹的聆听，也是一种享受。
众所周知，巴赫是一名信奉马丁.路德教派的新教教徒，他曾在其多份乐谱上，都以文字写就他对其信仰的坚定、虔诚。而在巴赫的诸多作品中，有许多都和宗教有着直接联系。其中，《马太受难曲》最具代表性。而除此之外，巴赫也曾写过“赞美诗”，譬如其BWV645，写得极为甜美、祥和。
在此曲中，我们能听到巴赫对于经过音、装饰音的标志性使用，而这一点，也是巴赫许多作品中的特点，因巴赫所处的年代，是大键琴的年代，它同日后钢琴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其不能以力度的轻重控制音量，也没有延音踏板，导致音和音之间容易缺乏连贯，而巴赫所使用的大量经过音、装饰音可以弥补这种缺陷。而尽管BWV645一曲为教堂管风琴所演奏，但我们还是能明显听到巴赫对于此技巧的运用。
另外，我们还能听到这首作品中有着大量的低音节奏，从四分音符到八分音符，巴赫用其标志性的低音增添了音乐织体的节奏密度。在他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Air On The G String》－BWV1068（G弦上的咏叹调）中，巴赫创造了不断行进，充满绵延感的低音声部，在联觉的作用下，我们可以将其想象成缓慢起伏的湖面，而于此之上的旋律声部，则如同跟随湖水轻轻摇曳的天鹅，喜悦、祥和，偶尔轻微地张开自己的翅膀，又慢慢收回。
在一则传闻中，巴赫曾在某次演出时，因大提琴被人动了手脚，其中四根弦有三根被剪断，仅留下一根弦，而巴赫并未因此受到限制，仅用这留下的一根弦演奏了此首咏叹调，而这唯一留下的一根弦，正好是G弦，故此得名“G弦上的咏叹调”。
对于过往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我们通常会冠之以“神话”般的描述，如有民间传闻认为成吉思汗得以成为一代天骄，是因其手握曾沾有耶稣血迹的“命运之矛”，再如佛陀降生时，东方曾有光芒闪耀，或是帕格尼尼在小提琴上的高超技艺，来自于他和“魔鬼”的一场交易，亦或是人们认为Pink Floyd曾在其专辑中藏有某种“密码”，而为了调侃听众，Pink Floyd故作姿态，将假的“密码”置于现场的大屏幕上。
对于这些传说，无所谓我们是否当真。要么这世上真有人类看不见的“魔法”，要么，人们需要这些“神话”。孰对孰错，并不重要。而关于巴赫的传言，也同样多如星河，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确在自己的作品中藏下了密码。
在巴赫所有的音乐作品中，《赋格的艺术》可谓重中之重，在这部浩大的作品里，巴赫穷尽了一切复调音乐的可能性，而此时的他，已经进入晚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永不枯竭的创造力，以及那颗对于音乐技艺所保持的探索、赤诚之心。
在《赋格的艺术》的尾声处，有这样一个片段，其中第三个声部有一个由降Si（Bb）、La（A）、Do（C）、Si（B）所构成的动机，这是一个“对题”，也为“新的主题”。而巴赫是德国人，德国人使用音名的方式和我们不同，我们用Bb的地方，他们用B，我们用B的地方，他们用H。因此，这段由Bb（降Si）、A（La）、C（Do）、B（Si）所构成的旋律，对应成德国人使用的字母习惯，则变成B、A、C、H。这是巴赫的名字。
而若我们去聆听此片段，会发现无论任何一个版本，都会在随后戛然而止，仿佛没有完成一般草草结束。而这种戛然而止并非巴赫刻意为之，而是因为此时的巴赫突然死去，享年65岁。于此，他再无机会完成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在我们的脑海里，巴赫常常以一头卷发的形象出现，显得非常严肃。而倘若不是因为门德尔松在巧合中发现巴赫的乐谱，我们也无法对其人生经历略知一二。可以想见的是，在那个政教合一的高压年代，他所怀揣的，是一颗如何尊崇自己意志的心灵，从未因外界的干扰而改变自己在当时看来格格不入的音乐思想，而这颗心，又是如何被投射到他如此虔诚的信仰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动力，让他曾在少年时徒步三百公里去远方求学，又是一种怎样的坚韧，让他抵御父亲、母亲、妻子、儿子的死亡而带来的创伤。
不得不说，当我们将“音乐”二字从巴赫身上撇开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剧人物，而这悲剧的深处，却又暗藏着一个极具生命力的不朽人格。而尽管他的音乐非常“复杂”，并非放之四海皆能让人欢喜，但至少，对于每一个曾为音乐，或正为音乐付出自己整个人生的人而言，巴赫的名字，都令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