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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十二平均律由中国明代朱载堉最早精确计算发明，现代音乐理论却由西方构建？这背后藏着一场跨越东西方的音乐接力——中国埋下精密律制的种子，西方却用五线谱、和声学与调性体系浇灌出参天大树。
当十二平均律遇见西方音乐思维，一场关于音乐宇宙的规则重塑就此展开，答案就藏在音符与历史的交织里。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初，夜已深，西斜的新月向北京城洒下眷恋的眼神。
北京西城区一所宅子里还点着灯，一个老外支撑着颤抖的双手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日记。
月落乌啼，油尽灯枯。在天朝上国辗转传教30年后，他带着一份还算优异的成绩单去向上帝述职了。
这个老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叫利玛窦。
老窦的同事将日记带回去后整理出版，洋人们给它取了个野心勃勃的名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在这本书的取名上，他们不仅充满侵略的野心，而且同样鸡贼异常，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汉译版书名叫《利玛窦中国札记》。
当时大航海时代已经来临，西方国家对外扩张，劫掠世界的态势已经形成，从书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来看，这些老牌帝国主义想要侵略、征服天朝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
当时的大明王朝GDP占全球的55%，是当仁不让的超级帝国，总以为西方是夜郎自大而已，直到乾隆年间，对此依旧傲慢狂傲。
《利玛窦札记》详细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和成果，同时记录了老窦同志这些年在天朝上国的所见所闻、科技文化，他成了当时欧洲了解华夏的镜子。
更要紧的是，这本书中记录了朱载堉领先世界的重大发明——十二平均律。这一重大发明，在欧洲开枝散叶，繁荣发展，形成了现代音乐理论的基础。
300年后，列强们通过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又从西方学习了回来，不过已经没多少人知道它其实源自华夏了。
1581年的利玛窦大部分时间在马六甲通往澳门的船上漂着。
一年前他满怀荣耀与期待走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怀揣着教皇的敕令与激情踏上去东方帝国传教的快船，向大明帝国驶来。
当时虽然麦哲伦的船队已经绕地球一周，但从欧洲远洋至东亚还是非常困难的，利玛窦在途中就身染重病，差点挂掉，这一年他29周岁。
不过，在这一年，45岁的朱载堉出版了著作《律历融通》，在该书的序言中，他提到一个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并简述了该成果的重要性和计算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伽利略他老爸也在研究这件事，不过最终一无所获。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心潮澎湃满面春风。
这天他终于踏足心心念念的大明土地，准备开始实现在东方传播天主教的事业。
几个月后朱载堉出版了新书《律学新说》。
在我们之前发过的文章《中国最有才的富二代》中说了，朱载堉之所以出版这本新书，是因为《律历融通》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万历的亲堂叔，出版新书后竟然没有热搜没上头条，哪怕娱乐新闻都对此只字不提，眼看一生的心血要付诸东流，朱公子不甘心。
于是在新书《律学新说》中，他详细阐述了3年前在《律历融通》的序言中提到的研究成果，并陈述了详细的计算过程。
计算过程的第一步是对2开方，但是当时中西方的数学里是没有开方运算的，也就是说是朱载堉率先进行了开方运算，这是朱公子对数学界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2000多年前，毕达哥拉斯在探索数字奥秘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声音的本质就是物体振动时产生的，并通过“五度相生律”也发现了五声音阶。
毕达哥拉斯后来创立了一个宗教形式的毕达哥拉斯学派。
这个学派有一些非常奇怪和荒诞的教规，例如要求该派弟子不准碰到白公鸡，不准用手掰开面包而且不能把它吃完，不准在光亮的地方照镜子，不准吃豆子等等，弄得好像遇到白公鸡教主的一身的神功大法就要破功了一样。
东西方人对事物探索的路径可能会不同，但人性终究是一样的。这些教规其实就一个目的：不准冒犯教主毕达哥拉斯的威严，从而不断将其神化，达到保护教主利益的目的。
不过当时有个爱动脑筋却政治觉悟不高的学生希伯索斯，他没能深刻领会教规的深意，只学会了毕达哥拉斯钻研学问的方法，当他细心研究了“毕达哥拉斯定理”（也就是中国说的勾股定理）后，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不能表示为整数比，这个值其实就是根号2。
根号2是个无理数。
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基础理论是“数是万物的本原，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
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眼中，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是：
万物都是数，万物之间的关系都能表示成整数比。
但是这个“死脑筋”的徒弟，竟然发现根号2不能被整除，也就是无法表示为整数比。
这一发现直接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基础，相当于推倒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不久的数学大厦。
于是愤怒的毕达哥拉斯下令把这个爱动脑筋的学生投到海里喂鱼了。这种刑罚在中国古代叫“浸猪笼”。
希伯索斯被投海喂鱼
自此，西方世界再也不敢探索无理数，也就不知道该对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无理数根号2怎么开方了。
直到2000年后，大明王朝的朱公子用自制的81档大算盘算出了这个结果。
朱载堉发明的81档双排大算盘复制品，近3米长。于今沁阳市朱载堉纪念馆
朱公子在家里创建实验室、研发基地，写音乐、舞蹈、地理、历法方面的论文，创作诗歌，编排舞蹈，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大型计算机……
可以说朱载堉的家就是当时中国的中关村+横店，世界的硅谷+好莱坞。
他最伟大的学术成果“十二平均律”就是在这儿研发出来并写成论文的。
或许天才都是寂寞的。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当世只有几个人才能看懂；巴赫梵高死了很多年后他们的作品才得到认可。
朱载堉跟这些天才的命运是一样的。他的著作当时没人能看懂，朱载堉每次写完书，他都呈给当皇帝的大侄子，希望能被重视，可得到的结果都是泥牛入海。
直到1596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股脑儿写在一起，编成《乐律全书》，包含了天文地理、音乐、数学、计量学、乐器、舞蹈学、诗词等各个品类，万历看到后敷衍的回复了一句：
宣付史馆，以备稽考。
虽然这个皇帝值儿就给了这么一句敷衍的话，但这对朱载堉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凭这一句话，《乐律全书》就有了国家认可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的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不至于失传或者流落为网文。
此时，朱载堉的父亲已经去世6年，而包含了他一生所有研究成果的《乐律全书》也已出版并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此时的朱公子没有了一切顾虑，接下来的时间他主要对朝廷做了两件事：
请辞郑王爵位；要求废除不准百姓私自研习历法的法律，并修改当前历法的谬误之处。
1597年初夏的一天，滔滔千里赣江波光粼粼，在万安段险峻的十八滩附近，突发了一起沉船事故。
但见有两个人在水中挣扎着，不多久一个就不幸溺水身亡了。另一个抓住了一块木板，向岸边游来。
这个又一次死里逃生的人就是利玛窦。之后他搭上了另一条船来到了南昌，并在此逗留3年。
在此期间，朱公子与钦天监多次辩论，指出历法的错误，要求改法。《明史》记载了这一过程的惊心动魄，监正张应侯等人多次欲将朱载堉置之死地，此前呼吁改历的多位官员也已被他们或谋害或贬黜了，幸亏朱载堉身份特殊，而且由于他的人品和才华被当时官僚集团喜爱，朱公子才得以险象环生。
不过这一争论引起的风波甚大，万历亲下圣旨平息此事。
那时候朝廷每月都有邸报下发地方政府和各位王公世家，这些邸报相当于《新华日报》，起源于汉朝，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而利玛窦在此期间积极参与为历法辩论出主意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后来由他口述，徐光启执笔撰写了天文测量的著作《测量法义》。
利玛窦一定是在此时知道朱载堉的。此后他为了能觐见皇帝，去南京攀附建宁王，并呆了7个月。
建宁王朱多节与郑王世子朱载堉是本家，关系要好，他家中想必有皇家藏书《乐律全书》，而且邸报一应俱全。
利玛窦极有可能读到了利朱载堉的著作，学会了十二平均律，并把它传到了欧洲。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卓仁祥先生考证了此期间2封利玛窦的书信，两份书信中都提到了朱载堉，以及朱公子对历法的测量结果。
另外，在《利玛窦札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自此，十二平均律有幸传到欧洲。
55年后，利玛窦的好朋友马林·梅森终于在著作《宇宙的和谐》中给出了西方世界的十二平均律的计算方法。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十二平均律被传到西方后，西方学界对此极为重视，并以此为基础改革形成了现代西方音乐理论。
巴赫就是研究十二平均律的集大成者，他融汇贯通了新的律学理论后，鼓励作曲家使用十二平均律作曲，并写下了48首前奏曲与赋格的《Well Tempered Clavier》。
为什么是48首？因为十二平均律有12个半音，每个半音均可构成一个大调和一个关系小调，总共24个调式。
巴赫每个调式写了2首作品，一首前奏曲，一首赋格，所以共有48首。
《Well Tempered Clavier》被翻译成为《平均律钢琴曲集》，其实直译的话，意思是《好的律制键盘》，所以很多人否定了朱载堉对巴赫的影响，说这只是翻译造成的相似，实际与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朱公子冤枉啊！
其实中国人对朱载堉的误解、冤枉起止是现在，也岂止是一些知乎等平台的作者，从古至今，大到皇帝，小到老百姓对他的无知与误解一直存在。
最严重的要数乾隆。
康熙时期，西方音乐理论已在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发展成熟了，此时又来了几位有名的传教士，其中有南怀仁、汤若望。
康熙对科学和艺术十分感兴趣，他又向这些传教士学习了西方音乐。
朱公子的学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这看上去好像是中国发展朱载堉学说和中国音乐的契机，然而这对朱公子来说又是一次不幸。
这位康熙大帝也是个喜欢在学术上证明自己的主儿，亲自撰写了著作《律吕正义》，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画蛇添足的加了2律，搞了个14律出来。
一个本来正确的理论，非要别出心裁，结果又被他搞歪了。
纪晓岚等人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翻出来了朱公子的著作《乐律全书》，呈奏给乾隆。
乾隆这老头自称十全老人，更是个好大喜功的主儿。一看不得了了，这分明是要推翻爷爷康熙大帝的理论呀，于是下令狠批朱载堉以及他的著作，说是胡说八道，甚至爱写打油诗的他亲题了两首御诗来批斗朱载堉以及他的学说。
现实中的纪大烟袋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忠厚，一看皇帝倒朱，一声招呼，翰林们一顿口诛笔伐。
呜呼哀哉，我朱公子。
像不像毕达哥拉斯把学生希伯索斯“浸猪笼”事件，好在朱公子已经驾鹤西游，不然定会给乾隆再一次扔海里。
利玛窦的远征，对朱载堉来说是个幸运，对世界科技和文艺的发展更是个幸运。
没有利玛窦带着坚定的信仰和使命感，为传教苦学汉语，掌握中国文化，朱载堉一生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
朱公子的研究成果被带到欧洲后开枝散叶，繁荣发展。
新文化运动后，西方音乐理论又一次以崭新的面目重新返回华夏，终于被我们后人接受。
遗憾的是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现代音乐最重要的基础理论，等比数列、无理数论述、开方运算等都是我大明王朝一位“布衣王子”的贡献。
而利玛窦，或许就是那个他一生最重要的知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