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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20世纪这一“革命的世纪”，回首其间政治与艺术话语表达的变迁，发现艺术对于“革命”的语义诠释与表达方式始终处于持续的“建构—解构—重构”之中，直至今天。今年国家大剧院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已进入第二周，本届音乐节以“百年辉煌·时代回响”为主题，我们亦可于一场音乐会中看到时代思潮激荡变迁的缩影。
4月15日，指挥家俞峰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如约而至，音乐会曲目皆为讴歌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的经典与新作。其中涉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的委约新作，包括杨帆的《父辈》、郝维亚的《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和于阳的《中国颂》，这批作品自去年试演后又经过多番打磨，于作曲技法、声音品味、表达方式等细节方面更加完善。音乐会还上演了《红旗颂》《延安颂》《沁园春·雪》与《红梅赞》一众传唱不衰的经典。
杨帆近些年来在中国乐坛有着亮眼的表现，他作曲的两部舞剧《天路》《永不消逝的电波》曾同时荣获“文华奖”。交响诗《父辈》的主题即取自作曲家的舞剧音乐《永不消逝的电波》，音乐中缅怀与歌颂的情感表达深切而真挚，音乐技巧纯熟洗练，吸取了交响诗与舞剧音乐的一些显著特点，现场观众的反响也可看出作品接受度上的普适性。
本场演出在曲目安排上将《延安颂》与《中国颂》并置，凸显了音乐会的历史意义。郑律成的《延安颂》被称为第一部“颂歌式”抒发对中国共产党热爱的作品，而于阳的《中国颂》则是对中国革命精神最新的表达，其中征引了大量经典革命歌曲的音调，许多大气磅礴的抒发使人想起约翰·威廉姆斯的宏大作品。
郝维亚的《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贵在以抒情色彩解构宏大叙事，令人耳目一新。作曲家在歌剧创作领域广有建树，歌剧元素的融入令这部作品的结构、编制有着新颖的表达，在音乐上则表现为多种风格、形式与语言的结合，典型如幕后乐队（Banda）的使用与女高音宣叙调风格部分的创作。尤其乐曲开始处幕后小号与场上小号的对句，并非是单一嘹亮音色与凯旋性格的抒发，而是加入了谐谑性的音型与落音处理，力图多向度开掘乐器的表意功能，使乐曲的整体表达更具张力。女高音念唱与竖琴近琴箱的演奏将焦虑的情绪勾勒得十分贴切，如此许多细节可以看出作品中对执着与相信精神的刻画是带有思考深度的。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回应主题创作，这部作品在主题性与艺术性上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新作品的呈现与表演息息相关，俞峰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无疑是使作曲家原意最大限度呈现的保障。俞峰不仅参与了此次新创作品的试演与研讨会，亦将带领乐团在国内巡演这几部作品。《父辈》中磅礴整饬的演绎令听者想到俞峰在理查德·施特劳斯音诗中有说服力的诠释。在《中国颂》的排演中，更体现表演推动创作的重要性，指挥家在排练中不断根据效果与平衡同作曲家商议，共同修改配器，例如，在修改了小号声部的织体后，整体的音响平衡有了明显的提升。而在脍炙人口的《红旗颂》中，指挥家俞峰表现出对作品艺术性的强调，旋律的舒展度、层次的清晰度都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对待如此经典作品更需如此细致、有新意的演绎。
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在演出中有着十分出彩的表现，在《延安颂》与田丰作曲的《沁园春·雪》中，可以听出杨小勇的演唱在技术与音乐内涵上都有着很好的把握。早期中国的革命题材声乐作品在创作中经常不大考虑声部，因而在男中音演唱的《延安颂》《黄河颂》等作品中总会有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高音，63岁的杨小勇在几处高音都有着十足的掌控。在多年的演出经历中，他曾在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发表地重庆演出过田丰这首作品，在延安亦演出过《延安颂》。这些经历无疑丰富了他对作品历史感的把握。本场演出中女高音周晓琳也有上佳的表现。
上海交响乐团作为百年老牌乐团，从成立至今见证与亲历了许多经典作品的创演，此番演出的经典作品《红旗颂》便是由“上交”首演。这次的作品，从上海委约到北京首演，乐团戏称之为“从石库门的试演到天安门的首演”。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良性的创演机制：通过打磨与表演推动佳作的产生，而避免许多仓促写成，首演也是“终演”的作品。在作曲家的委约上，也体现出对60、70乃至80作曲家的关注，推动中青年一代的创作。这次熔铸了百年间革命话语的曲目，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也将开启全国巡演，希望这批新作能在后续的演出与打磨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