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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唱片架上挑选了一张爵士老唱片，放到转盘上，然后将舒尔III型唱针轻轻放在声槽上。LP唱片真是个好东西，让人觉得在播放它时我们所做的一连串动作，与周遭形态各异的种种营生温柔地联系在一起。”……也许，100年前的斯特拉文斯基正是这样听着爵士。
但其实，斯特拉文斯基对于爵士乐的欣赏，是另有一番理论的。他认为，所谓的爵士乐并不是跃于纸上的一连串音符。爵士是不应有谱子的。他喜欢即兴、自由的现场。也许正如他身体里的声音：自由。
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是上世纪最出名的爵士音乐家之一，也是波普爵士乐的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是他的“忠粉”。虽然帕克本人似乎满不在乎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但他在自己的音乐中，有意无意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融入他的爵士中。谁让爵士乐就是那么即兴，爱谁，谁就是音乐。
有一个故事讲述了斯特拉文斯基与查理·帕克的一段趣事。收录在了现代艺术学者Alfred Appel的《Jazz Modernism: From Ellington and Armstrong to Matisse and Joyce》这本书。故事真实而迷人。
1951年的那个晚上，查理·帕克如常在Birdland爵士俱乐部演出，前排正中的一个桌子摆着占位牌。要知道Birdland可是顶尖的爵士俱乐部，常年爆满，根本是拒绝留座。
暖场乐队演奏结束后，四男一女在桌边坐定，其中一人便是斯特拉文斯基。小号手Red Rodney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低声提醒了帕克。而帕克没有理睬，没有如常致欢迎辞，示意乐队准备开始演出。
曲子是Koko，一首一分钟有三百六十个音符的Bebop。第二个乐句开始处，帕克即兴嵌入了斯特拉文斯基划时代的芭蕾舞剧作品《火鸟》（The Firebird）的一段旋律，这段嵌入自然地就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一样。
此时，音乐点燃了在场的人群，座中的斯特拉文斯基也无比兴奋，杯中的酒和冰块都晃到了别人身上。即便斯特拉文斯基如此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些动静，帕克还是若无其事地吹完Koko，目光从未望向他的座位。
第二首曲子是All the Things You Are抒情版，斯特拉文斯基听得感动，也许他并不知道，收录这首曲子的专辑名字叫《Bird of Paradise》，也是对火鸟的致敬。
那个夜晚，音乐就是语言，心照不宣是两位音乐巨人之间的交流。
帕克即兴加入的《春之祭》，也是众多爵士音乐人最为偏爱的曲子。也许《春之祭》中的狂放和自由，与爵士的精神不谋而合。最著名的是Ornette Coleman的《Sleep Talking》，开头是闷热慵懒的，照搬《春之祭》的节奏叩响爵士之门。
当《春之祭》在1913年首次问世时，美国的爵士音乐尚未被商业录制，而斯特拉文斯基此时生活在欧洲。斯特拉文斯基总是在突破，他的创新在于节奏结构领域，推动音乐设计界限的革命。在探索不同音乐时，他着迷于爵士乐，尤其是爵士乐的前身拉格泰姆（ragtime），这是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与美国音乐相遇时最著名的音乐形式。他创作了几首受爵士音乐启发的作品，其中三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是爵士乐影响最大的作品：《士兵的故事》（L'histoire du Soldat），《拉格泰姆》（Ragtime for Eleven Instruments）和《拉格泰姆钢琴音乐》（Piano-Rag-Music）。
尽管他一生都热衷于爵士乐形式，但他创作的唯一另一支爵士乐作品是1945年为伍迪·赫尔曼（Woody Herman）乐队创作的，名为《乌木协奏曲》，当时斯特拉文斯基对波普着迷。他说：“当时我最敬佩的爵士表演者是Art Tatum，Charlie Parker和吉他手Charles Christian。”
在创作上，斯特拉文斯基并没有复制原始的拉格泰姆的规则。正如他自己说的：“四十年前，爵士乐的形式，尤其是爵士乐器的组合确实影响了我，但爵士乐的想法却没有。”他使用了钢琴演奏家左手的节奏模式，在其上粘贴旋律线。他不写爵士乐。他只是让20世纪的新音乐融入了他的精神和音乐思维。他说：“到1919年，我听过现场乐队演奏，发现爵士表演比爵士创作更有趣。正如我写的这些，它们当然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写出来是即兴创作的照片而已。”
所以，对于爵士，即兴是精神，自由是灵魂。爱谁，谁就是音乐。斯特拉文斯基也正是这样子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