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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教育学界在围绕“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念之争、“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之争、“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标准之争等喧嚣之后，似乎取得了两大共识，即：“音乐应属于每一个人”和“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很明显，第一个口号式的共识出自佐尔坦·柯达伊。而长期以来口口相传，“鞭策”一代又一代音乐教育人反思与警醒的第二个共识，又出自哪里呢？
此话源出何处？
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平台使用“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课”为关键词进行主题词精确检索，共得到56条检索结果；使用“喜欢音乐不喜欢音乐课”为关键词进行全文精确检索，共得到2011条检索结果。这句话在音乐教育界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要么是在论文中以诸如“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那就是……”“中学生喜欢音乐而不喜欢音乐课是当今一个值得关注的热门话题”的表述方式一带而过，直接切入论题；要么是提出了对于其出处的关切，却不予以考究而直接切入论题。
借助电子资源，笔者在发表于《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的一篇论文中找到了线索。论文题名为《关于音乐教育观念更新的思考》，作者为当时在辽宁教育学院音乐系工作的王英奎。他在论文中提到：难怪西安市某中学的学生在回答外宾喜欢什么课的问题时说：“喜欢数学、物理、语文、外语。“喜欢音乐吗？”“不喜欢。”外宾惊奇地说：“不喜欢音乐那怎么生活呢？”学生说：“上音乐课没意思。”这是目前笔者所查阅到的资料中最早提及与“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意思相近的论文。显然，这篇论文的作者身处东北，而事件的发生地却是在西安，很有可能是作者听他人提及或是阅读其他论文所知。但不难发现，就文中的记载而言，学生认为没意思的不仅仅是音乐课，还包括了音乐。将这一可以多角度理解的语句认定为在表达“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之意，显然不合逻辑，至少不严谨。
通过相同的检索方法对1988年至2000年这一范围进行检索共得到22条结果，从侧面反映出王文对于“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这句话的传播作用轻微。
笔者发现在诸多相关论文中都提到了“《音体美报》2000年2月28日”这一关键词。如张占春在其《学生可以说不——论欣赏教学中的求异思维》提到：但事实上是“100%的学生喜欢音乐，而80%的学生不喜欢音乐课，绝大多数学生喜欢唱歌，但却很少喜欢唱教材中的歌。”（《音体美报》2000年2月28日）在此之后，大量论文纷纷引用《音体美报》的这段文字，并且简化为“100%的学生喜欢音乐，而80%的学生不喜欢音乐课”，到最后，演变为了“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对2000年至2018年这一范围进行检索，共得到1989条检索结果，无论是总量还是年平均值都远远高于王文。这从侧面说明这篇文章对于“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的传播和普及影响之大。不幸的是，1989篇论文的背后，至少20%的学生在音乐教育研究者们的笔下被忽略了。
由于《音体美报》已停刊改版，且此报没有被收录进相关电子数据库中，暂时无法知晓《音体美报》的完整报道及这一调查结果的上下文语境。但这篇报道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却令人困惑和不解。
两份调查问卷结果
《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曾在上个世纪末对北京市进行了一次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学音乐教育问卷调查。其中师生对于音乐课满意度的数据如下：在学生问卷中，对于“是否喜欢上音乐课”这一问题，81%的学生回答“很喜欢”或“比较喜欢”，19%的学生回答“不太喜欢”或“很不喜欢”；在教师问卷中，被问及“您感觉学生喜欢上音乐课吗？”时，老师们认为有76%的学生“很喜欢”或“比较喜欢”上音乐课，另外24%的学生“不太喜欢”或“很不喜欢”。两者对比，可以发现1999年（1998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和2000年《音体美报》调查数据大相径庭。一两年的时间，学生不喜欢音乐课的比例从19%变成了80%，令人诧异。
当然，必须要考虑到两项调查的不同样本因素，如果样本因素不同，这样的数据差别是可能存在的。但音乐教育研究者们在进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又是否加以区别地引用“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的论断呢？
如果说北京市的数据太过单一，且由于其首都的独特教育资源和地位带来特殊性，那么再看另一项调查数据。该调查是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米砚田通过对文献检索、筛选和提取数据，使用系统评价法对“2001-2010年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实施以来中小学学生对音乐课是否感兴趣”进行的研究，被纳入调查范围的地区包括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甘肃省、贵州省、河南省、吉林省、江苏省、山西省、安徽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共1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包括城市、农村的初中和小学的学生共计7065人。应该说，这样覆盖了东、中、西部以及城市和农村的调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全国范围的总体呈现。在米砚田的调查中，回答“特别喜欢”或“很喜欢”音乐课的学生共计2048人，占28.99%；回答“喜欢”音乐课的学生共计2537人，占35.91%；回答对音乐课兴趣“一般”的学生共计1189人，占16.83%；而“不喜欢”上音乐课的学生共计825人，占11.68%；对音乐课“特别不喜欢”的学生共9人，占0.13%；另外有457名学生“不清楚”“不知道”或“没有填写任何选项”，占6.47%。从调查结果可见，81.73%的初中和小学学生是不讨厌音乐课的。64.90%的被调查学生确定自己喜欢上音乐课。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同样与《音体美报》以及学界一贯的认知相去甚远。
“喜欢”或“不喜欢”还需辩证看待
对于“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还需要辩证地看待。
首先，学生喜欢音乐，指的是哪一种音乐？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抑或是交响音乐还是合唱音乐？是欣赏音乐、唱歌，还是创作音乐？郭声健曾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中小学生音乐素质问卷调查。这次调查涉及到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安徽、陕西、江苏、浙江、吉林、新疆、内蒙古、甘肃、江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20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结果表明：59％的学生会唱的歌主要来自音乐课本外，余下41％的学生会唱的歌主要来自于音乐课本：42％的学生会唱的主要是通俗歌曲，45％的学生会唱的主要是青少年歌曲，另13％的学生会唱的歌多数是民歌和外国歌曲。上文提及的《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对北京市的调查中，也有关于音乐教育六个方面的内容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的问题设计，结果表明：按照由大到小的重要程度排列，学生排列的顺序是：欣赏、唱歌、识谱知识和视唱听音、器乐、音乐常识、音乐创作。
由此推断，中小学生喜欢的音乐，恐怕更多的是指欣赏和歌唱流行音乐（通俗音乐）。那么，为了吸引孩子们，为了“投其所好”，是否需要将教学内容调整为以流行音乐为主，以欣赏和歌唱为主要手段，对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音乐体裁和风格置之不理呢？这显然是不理性的。蒲丽华在《对“学生不喜欢音乐课”的新角度阐释》一文中解读，“学生喜欢音乐”更多的是描述大部分学生的一种个体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极具个性化，是不同个体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娱乐、调节心情、丰富生活的自发式音乐活动。很难说这样的“喜欢”在普遍意义上具有生活目标、求知追求，甚至是生命价值的实现。学校音乐教育当然需要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与热爱，但是教育者有责任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的成长。正如俄罗斯教育心理学家乌申斯基所说：“教学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具有趣味性，其中必定而且应当有枯燥乏味的东西。应当教育孩子不仅习惯做他感兴趣的事，也要习惯做他不感兴趣的事。”
其次，学生不喜欢上音乐课，到底是不喜欢音乐课本身，还是不喜欢授课教师，或者仅仅是认为音乐课不需要考试，学了没有用，浪费时间呢？笔者认为，既然称之为“音乐课”，就必然要符合课程的相关概念、界定和规范。学生不喜欢音乐课，很大程度上当然是因为教师和教材的因素，基于此，我们去反思和提升教师的素养、教学的方法以及教材的编写，都是应有之意，但也应该尊重学生的“不喜欢”，尊重课程的规范性和承载的价值引导责任。不能简单地依据学生不喜欢而去调整课程结构、改变课程内容。
伪命题何以横行多年？
由此可见，“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伪命题。而这样的伪命题能在音乐教育学界盛行十多年，原因无非有二：
首先，音乐教育者的学科素养确实有待提高。如上文所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科书的编写都有不少提升的空间，而这一切又都指向人，具有较高素养的音乐教育从业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团队做过一次调研，发现在一向被认为是教育高地的上海，有相当一部分音乐教师对于音乐学科的基础知识概念模糊，似是而非，甚至还有知识性的错误。基本功的不扎实必然带来教学方法的僵化、教学内容的照本学科，当然也不能期待由自身素养平庸的音乐教育者组成的团队能够编写出高水平的音乐教科书。正是因为以上种种造成的学生参与度低、音乐课堂气氛沉闷，使学界更愿意经验式地相信“学生不喜欢音乐课”。
其次，音乐教育者的研究素养确实有待提高。这样的有待提高体现在研究的态度、研究的规范和研究的方法。如此“无头无脑”的一句话，居然在千余篇文献中不加区别地被引用，也没有人愿意去追根溯源地考证这句话的出处，以讹传讹，甚至在大量与这句话相左的调查研究发表之后依然不愿意“睁眼看世界”。如果我们在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执行规范，认真对待的话，都不至于如此。有趣的是，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平台检索其他学科时，发现也仅仅只有寥寥数篇类似文章，并没有一个学科如音乐学科一般如此热衷于这样的“共识”。
这，已经足以引起我们思考。
